在今年9月頒出的美國艾美獎上,根據(jù)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劇集成為最大贏家。自去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tǒng)以來,出版于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成為一個文化現(xiàn)象,知識界和普通讀者都在重讀這本小說,在一部分知識分子看來,小說里描寫的很多場景似乎將要在美國上演。以下是美國作家朱諾·迪亞斯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對談錄節(jié)選,他們討論了小說《使女的故事》以及根據(jù)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刊登在今年6月的《波士頓評論》上。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朱諾·迪亞斯:首先,很榮幸能與你對話,也恭喜你獲得了那么多贊譽。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我也很高興能跟你聊天。
朱諾·迪亞斯:那就讓我們開始吧。“讓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重放光芒”是女性大游行中的一條標語,它反映了很多人的一種感覺,即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就是某種針對女性的反烏托邦。你是否有這種感覺?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的,我們身在加拿大,但正如你所知,我在美國住過一些年,在那兒也有很多朋友。這不僅僅是特朗普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體氣候的問題,在美國的某些地區(qū),事態(tài)正在向《使女的故事》中描繪的情形發(fā)展。例如在德克薩斯州,一批全是男性的立法者通過了有關(guān)女性身體的條例;隨即一群女人身穿《使女的故事》的戲服,在州議會門口靜坐抗議。她們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發(fā),所以沒人有理由驅(qū)逐她們。而當時的一張照片顯示,她們被一群荷槍實彈的男人包圍著,這一幕就好像是把《使女的故事》電視劇中的畫面搬到了現(xiàn)實中。
朱諾·迪亞斯:我還沒看到那一幕呢。所以說,目前的社會現(xiàn)實正在重演你的小說,甚至超越了你在小說中的想象。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遠遠超出了我的小說。1985年我剛剛出版《使女的故事》時,它僅僅訴說了關(guān)于未來的一種可能。而現(xiàn)在在美國的一些地方,它正在迅速地逼近現(xiàn)實。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小說中展現(xiàn)的人類的種種行徑并非杜撰,在某些歷史階段的某些地方,它們確實發(fā)生過;而在當下世界的一些國家,它們正是現(xiàn)實。
朱諾·迪亞斯:我在《使女的故事》第一版發(fā)行時就讀過它,盡管這十年來宗教右翼正迅速崛起,且想方設(shè)法地抵制生育權(quán),但書中描繪的世界依然給人感覺很遙遠。你覺得對于這本書最近的新讀者和正在重讀它的老讀者而言,他們所經(jīng)歷的事物有多大的不同?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區(qū)別是很大的。這本書在不同國家的發(fā)行時間就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國,人們將它看作一段有趣的奇談,但他們不認為基列共和國會成為現(xiàn)實,因為他們在17世紀就經(jīng)歷過宗教戰(zhàn)爭,并且度過了一系列他們自認已經(jīng)克服的禍事——盡管根據(jù)近日的情況,這些災(zāi)禍顯然并沒有過去。加拿大人的一個普遍的憂慮是:這會在加拿大發(fā)生嗎?——雖然我沒必要向加拿大讀者解釋為什么我筆下的角色都逃到了加拿大,因為在歷史上,加拿大時常成為逃難者的庇護所??墒窃诿绹?,尤其是西海岸,據(jù)說有人在洛杉磯的威尼斯海灘的防波堤上用噴漆寫了一句話:“使女的故事已經(jīng)在這里發(fā)生。”當時還是1985年。
有些人錯誤地認為這本書是反基督教的。這并非我的意圖。書中的一些基督徒選擇與這一政體及其所作所為斗爭;而另一些基督徒則在權(quán)力的競爭中被這一政體所消滅;其他人則將宗教作為他們惡行的借口——這種情況在歷史中比比皆是,每一種宗教都有過相似的例子。
朱諾·迪亞斯:回顧《使女的故事》在上世紀80年代的反響,我想起一個曾引起廣泛討論的問題:這本小說對于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是否太苛刻了?當然,現(xiàn)在這種批評已經(jīng)淡去了,在我看來這部小說最驚人的一點就是它正在走向現(xiàn)實。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哦,確實如此。有關(guān)這一問題的一部分探討在于——如果你想從字面意義上去理解《圣經(jīng)》,那么你想理解到什么程度?哪些部分是你會從字面意義上對待的?《圣經(jīng)》是一本非常簡明扼要的書,人們已經(jīng)在一些部分上劃了重點,而將另一些部分永遠地擱置。但是,如果你想逐字逐句地閱讀圣經(jīng)的全部文本,那么一夫多妻制與強迫“使女”成為代孕母親的觀念,都在圣經(jīng)中有跡可循:雅各布和他的兩個妻子,瑞秋和莉亞,以及他們的兩個使女——這四個女人有12個兒子,但是兩個妻子認領(lǐng)了使女們的孩子。這就是為什么我引用了《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中的這個故事,將它放在我小說的開始,并且將使女們的訓(xùn)練場所命名為“瑞秋和莉亞中心”,這一做法非常忠于《圣經(jīng)》原著。
朱諾·迪亞斯:《使女的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我得再說一遍,在于這本書現(xiàn)今得到了與1980年代中期截然不同的反響。我得說你是非常有遠見的。我們現(xiàn)在所生活的時代是否有世界末日的意味?你能否想到人生中其他的黑暗時代?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我出生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兩個月后,自然,我的成長充斥著關(guān)于極權(quán)主義的消息——納粹,墨索里尼,等等。在羅馬尼亞,每個婦女一度被要求必須生四個孩子,無論她們能不能養(yǎng)得起;而且你必須每個月都去做生育測試,如果你沒有懷孕,必須說明原因。這帶來了什么?大量的孤兒和得不到照料的孩子,以及很多死去的女人。因此,如果美國想往這一方向發(fā)展,他們準備好面對這種結(jié)果了嗎?
朱諾·迪亞斯:天哪,我從未聽說過這些。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隨之而來的還有偷盜孩子的現(xiàn)象。重申一遍,我書中的情節(jié)在歷史都確有其事。例如,希特勒曾偷走了1萬2千名金發(fā)的波蘭孩童,把他們安置在德國家庭,希望他們能成為德國孩子;他還為黨衛(wèi)軍家庭準備了“生命之源”計劃,由未婚女子為他們生育兒女。此外,在阿根廷軍政府統(tǒng)治時期,他們會將人從飛機上拋下——孕婦可以逃過一死,或者他們等到她生產(chǎn)后再殺死她,然后將孩子分配給高階級的軍人家庭;結(jié)果是很多孩子長大后找到了關(guān)于他們出身的真相。
朱諾·迪亞斯:我還有幾個問題。在小說中,基列是以納粹式的精準度對待他們認定的“劣等種族”的。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他們被放置在封閉的“家園”,就像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一樣。
朱諾·迪亞斯:發(fā)生的事情肯定非常令人作嘔,而電視劇削弱了這種情節(jié),這是我想問的——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他們與時俱進了,電視劇的改編更符合當下觀眾的理解。在1985年,種族隔離的恢復(fù)更可信。
朱諾·迪亞斯:按照膚色去區(qū)分和逮捕民眾。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的,但是最新的電視劇版本,為我們帶來了薩米拉·威利飾演的莫伊拉,透過她我們看到,在當今的很多地方,特別是某些城市中,跨種族的友情和愛情要比1985年常見得多。以及制片人布魯斯·米勒說,誰想看一部全部由白人出演的電視劇呢?更別提Hulu(視頻網(wǎng)站)的多樣化政策了。我們都能從電視劇中的基列里感覺到,作為一種區(qū)別人群的標準,生育能力比種族更重要,它能決定每個人的命運。
朱諾·迪亞斯:然而在某些方面,關(guān)于“家園”,或者小說中的殖民地,有一點有趣的是,它使女人連使用暗語都很難。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她們最終會被送往基列的秘密妓院——耶洗別。
朱諾·迪亞斯:是的,或被送到集中營。小說中的“家園”就像噩夢一般,至少對于讀者來說。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我認為從耶洗別逃走可能會容易一些。所以電視劇編劇把莫伊拉安排在耶洗別里,但她有機會逃脫,并且曾經(jīng)從中逃走過一次。(程千千)
轉(zhuǎn)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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