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腳有心師造化 手頭無處不江山：國畫大師關山月與《漓江百里圖》

　
　《漓江百里圖》局部

 

　　今年10月25日，是我國杰出國畫藝術家、美術教育家關山月誕辰105周年紀念日。筆者在研究抗戰(zhàn)藝術過程中，曾搜集了關先生在抗戰(zhàn)期間的活動史料，并先后兩次拜訪過他。其抗戰(zhàn)愛國的崇高精神，藝術上大膽創(chuàng)新實踐的勇氣，可歌可敬。回顧大師的藝術經(jīng)歷，更可深刻理解其藝術理念：“行腳有心師造化，手頭無處不江山。”

 

 

　　關山月原名關澤霈，1935年進高劍父創(chuàng)辦的春睡畫院，成為高劍父的入室弟子，遂易名關山月。抗戰(zhàn)爆發(fā)，他隨師逃難澳門，住在普濟禪院里畫抗戰(zhàn)宣傳畫。1939年秋，在澳門、香港等地舉辦抗戰(zhàn)畫展，香港《大公報》、《星島日報》、《今日中國》畫報（葉淺予主編）等分別發(fā)表畫展特刊或畫作。其中《漁民之劫》《三灶島外所見》《南瓜》《漁娃》四幅選送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美術展覽。1940年秋，他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滿腔熱忱，從澳門冒險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到韶關舉辦抗戰(zhàn)畫展。后因去戰(zhàn)地寫生的愿望落空，便經(jīng)衡陽輾轉(zhuǎn)到桂林，實踐其“行萬里路”計劃。

 

　　關山月剛抵桂林，人地兩生，只憑著廣東省府參議阮退之的介紹信，找到廣西省參議李焰生，安排住在七星巖附近一間簡陋的公寓里。認識了夏衍、歐陽予倩、黃新波、余所亞等進步文化人，并和新波、所亞等畫家結下深厚情誼。關山月在桂林居住年余，除曾短期赴黔、滇、川寫生外，余皆在桂林周圍登山涉水，或深入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起早摸黑，自帶干糧，邊寫生邊創(chuàng)作。他決心要在學習表現(xiàn)大自然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新技法，革新中國畫。

 

　　關山月白天外出寫生，晚上整理寫生畫稿，獲得了一大批寫生作品。秀美的桂林山水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引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靈感，他覺得應該進行大的創(chuàng)作，把百里漓江兩岸勝景盡收畫卷之中。但是，他所住的七星巖公寓，又小又暗，只有一張小桌子，施展不開。而且，他還欠了一大筆租金，住不下去了。幸好得到李焰生的幫助，住進其家，得以在李家的客廳里作畫，桌子不夠?qū)?，他就把紙鋪在地板上蹲、趴著畫。奮戰(zhàn)了月余，終于完成了一幅32.8厘米×2850厘米的長卷《漓江百里圖》，開創(chuàng)了廣西的“漓江畫派”風格。

 

　　《漓江百里圖》一經(jīng)展出便立刻引起了轟動。關山月初次實踐的結果受到了肯定，更堅定其師法自然，行萬里路的信心。他隨身帶著這些作品，只身入川，由西南至西北，從“長城內(nèi)外”到“大河上下”；從“塞北江南”到“大洋海疆”，繼續(xù)實踐其“行萬里路”計劃?！独旖倮飯D》也經(jīng)歷了戰(zhàn)亂的浩劫，有幸得以保存下來。作者不禁感慨萬端，上世紀80年代，他在長卷末尾揮毫寫道：

 

　　“抗日戰(zhàn)爭該圖在西南西北各大城市展覽，戰(zhàn)后曾先后展出于羊城、香江、京滬及南洋諸地。1942年是卷在四川樂山展覽時，武漢大學吳其昌教授觀后即扶病為之題跋。”從題跋中可以窺見該圖的大體經(jīng)歷及其在當時畫壇上的影響。此圖及其1991年秋重游漓江時所作姐妹篇《漓江百里春》，均獻給深圳關山月美術館，成為該館的鎮(zhèn)館之寶。

 

 

　　關山月在桂林寫生、創(chuàng)作、辦展之余，還積極參加美術界舉辦的進步活動，如參加抗戰(zhàn)募捐義賣等。這一時期他在桂林共舉辦了三次個人畫展。內(nèi)容除其實踐“行萬里路”的寫生創(chuàng)作畫外，有不少反映抗戰(zhàn)內(nèi)容的作品。鑒于當時的抗戰(zhàn)畫展，主要還是以木刻、漫畫為主。而以傳統(tǒng)的國畫反映抗戰(zhàn)內(nèi)容尚不多見，至于如何運用傳統(tǒng)筆法表現(xiàn)抗戰(zhàn)題材，竟是眾論紛紜，莫衷一是。加之關山月雖然初來乍到，而為畫展所造聲勢卻前所未有，因而在第一次展覽過程中產(chǎn)生了分歧或誤解。這是當年桂林畫壇轟動一時的大事，也是有關作者日后的創(chuàng)作路向，故有必要概述于后。

 

　　根據(jù)筆者掌握的資料及其后訪問過個別當事者，事件的經(jīng)過是：1940年10月底至11月2日，關山月在桂林舉行首次個人抗戰(zhàn)畫展，共展出在港澳時的作品和新創(chuàng)作的桂林山水畫共一百多幅。黃新波、余所亞等都主動幫他布置展場。當時廣西政要前往參觀并題詞。《救亡日報》還特地發(fā)表了《關山月畫展特輯》，刊登了《介紹關山月先生個人畫展》等專論，稱贊關山月先生“亦一前進之新中國畫家，能將大時代題材表現(xiàn)于國畫上之成功者”，其畫“均為具有時代性的偉大作品，于中國畫中，誠所罕觀”。

 

　　推介者幾乎攬括當時廣西黨政要人和文藝界名人，其人數(shù)之多，評價之高，可謂空前。畫展獲得圓滿成功，反響很大。其他報刊也紛紛刊登評論文章。綜觀這批評論文章，基本可分為三類，一是對關山月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熱情支持。二是否定反對，就在《關山月畫展特輯》刊登當天，便遭到某些人的非議，《救亡日報》編輯部還收到署名信，認為《特輯》“是不該的，是一件可惜的事”。《掃蕩報》的魯飛《評關山月的畫》文中則指出：“關于《漓江百里圖》，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作品，‘但’這一幅畫確實是失敗的”。而有些反對文章，其言詞則更為偏激，有點意氣用事。

 

　　針對某些人非議《救亡日報》的言論，夏衍于1940年11月5日在《救亡日報》的“文化崗位”專欄上發(fā)表了《關于關山月畫展特輯》一文，說道：“對于鈍先生的惋惜，卻還是不敢茍同。《救亡日報》是一張以鞏固強化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任務的報紙，《文崗》是以鞏固文化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標志的副刊，所以只要對于抗戰(zhàn)救亡多少有點裨益的文化工作，我們都不惜替它盡一點綿薄……對于這些舊藝術形式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經(jīng)不滿于過去的作風，而開始走向新的方向摸索的人，特別要用友誼的態(tài)度來幫助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更進步。”文章的發(fā)表，是對國畫藝術形式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統(tǒng)一了人們對關山月革新國畫創(chuàng)作的認識，鞏固了桂林美術界的團結。

 

　　除了上述對關山月畫展充分肯定或反對、否定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之處。其中有余所亞《關氏畫展談》（《救亡日報》1940.11.5），文中首先肯定“關山月的畫展，我們不能抹殺他蓄積著前人技術上的智慧，和民族上的若干特色”。接著毫不隱晦地指出其不足之處。深得夏衍好評，認為“我們極希望有余所亞先生所發(fā)表一般的批評，因為批評不妨嚴格，而心底和態(tài)度都要坦白和民主。”值得一提的是，關山月對于余所亞近于嚴厲的批評，并不反感，而是誠懇接受、改進，兩人日后遂成終生的莫逆之交。

 

　　1941年12月27日，關山月偕妻子一起離開了桂林，繞道西南、西北，沿途寫生、創(chuàng)作。歷盡艱辛，抵達敦煌，專心臨摹和研究古代壁畫，學習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傳統(tǒng)。他所臨摹的那套敦煌壁畫在重慶展出時，深獲郭沫若好評，在其《題關山月畫》文中寫道：“關山月君，有志于畫道革新”，“屢游西北，于邊疆生活多所研究，純以寫生之法出之，力破陋習，國畫之曙光！”關山月備受鼓舞，更加努力實踐其“行萬里路”計劃。

 

 

　　鑒于對關山月大師的敬佩，總想登門求教，并核實有關傳聞。1984年8月間，我專程赴穗，在著名版畫家黃新波夫人章道非的指引下，一起到廣州美院拜訪關先生，受到了他和愛女關怡的熱情接待。

 

　　談到“行萬里路計劃”，關先生感慨滿懷地說：“我開始并沒有此具體計劃。1940年夏秋之交，我冒險離開澳門，懷著滿腔愛國熱忱輾轉(zhuǎn)來到韶關，想隨部隊奔赴前線寫生，反映將士英勇殺敵，鼓勵士氣，但卻被國民黨軍方拒絕，憤而萌生‘行萬里路計劃’，到全國各地寫生。目的有二：一是表現(xiàn)祖國大好河山不容侵犯；二是為了藝術的創(chuàng)新。”

 

　　關于長卷《漓江百里圖》。他意味深長地回顧說：“是年秋我從韶關到了桂林，得阮退之推薦，認識李焰生，經(jīng)其介紹，住進七星巖公寓舊房子，家具十分簡陋，只有一張二尺多長，一尺多寬的小桌子，勉強可以畫些小品之類，根本無法展開畫大幅。我欠房東錢，他幫我擔保，后又被邀住進其家。幸得可以在其家廳中的八仙桌上作畫，而作長卷則只好蹲或趴在地下屈就。我日夜不停，苦戰(zhàn)了近兩月，終于完成《漓江百里圖》。我將其放在桂林的第一次畫展中展出。畫展結束，我把小幅畫出賣，權作生活費。但此長卷則隨身攜帶。1942年在四川樂山展出時，武漢大學教授吳其昌先生觀后扶病題跋。1980年我請榮寶齋張貴桐老師傅將長卷和題跋精裱，合二而一，永存紀念。”可見關老對此長卷之珍愛！

 

　　此次拜訪關山月先生之后，事隔十年，我又登門拜訪他老人家，獲益頗多，他應允為我即將出版的《抗戰(zhàn)時期桂林美術運動》（上、下冊）（1995年9月漓江出版社出版）題詞：“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紀念，歷史的印證。”（楊益群）

 

　　轉(zhuǎn)自:光明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