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讀喬麗華著《朱安傳》

　　■陳漱渝

　　世界是喧鬧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鬧的世界上，活躍著一些改天換地、運轉(zhuǎn)乾坤的杰出人物，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歷史的冊頁上鐫刻了英武矯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著許多渺小如螻蟻的人們。他們自生自滅，來無痕，去無跡，隨著時光流駛，像塵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就是寂寞世界里的寂寞人，在寂寞中度過了她的一生。

《朱安傳》　喬麗華著　九州出版社新版

圖：朱安在北京西三條院內(nèi)留影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學，但知道佛教講“濁世惡苦”：“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謂諸苦遍嘗。她雖然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官宦之家，但命運乖蹇，二十八歲成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魯迅過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魯迅的母親希望她能生一個兒子，以此維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實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么會生兒子呢？”她精神生活貧乏，晚年的物質(zhì)生活也同樣困頓?？箲?zhàn)后北平《世界日報》有一位記者采訪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個小米面窩窩頭、一碗白菜湯，另外有幾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的是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歲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嚴。然而這種愿望對朱安來說顯得十分奢侈。我不確知朱安死于何種疾病，但從她托人代寫書信來看，應該是既有腎病、肺病，多年來又有嚴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環(huán)不暢，兩腿長期延于冰冷麻木狀態(tài)，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艱難唯一死”，這句老話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應驗。

　　我不懂佛學中“求不得苦”的準確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觀念理解，大約是反映出愿望與現(xiàn)實的沖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這種愿望屬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實現(xiàn)，那就會釀成人間悲劇。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這本無可厚非。但她從訂婚到結(jié)婚卻整整拖延了七年。據(jù)魯迅故家的傭工王鶴照說，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獨睡書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東渡日本了。作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處異地的日子里當然會想有魚雁往返，但魯迅讀她來信的感受卻是“頗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許廣平撰寫《兩地書》時的那種火花。朱安臨終前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將她的靈柩運至上海跟魯迅合葬。作為正常夫妻，這種愿望當然可以理解，應予滿足。但對于朱安而言，這卻是一種妄想，不僅許廣平不會贊成，其他親友也不會認為妥當。結(jié)果朱安既沒有埋在初葬魯迅的上海萬國公墓，也沒有葬在她婆婆長眠的北京板井村墳地，而是臨時埋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上世紀六十年代，朱安墳墓被夷為平地，終究不知她魂歸何處……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悲劇一生。作為一種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她生命的意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來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價值主要就是為周氏三兄弟貼身照料了他們的母親。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魯迅與周作人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編輯家、翻譯家，建國后擔任過浙江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盡心盡力承擔了照料婆婆的職責，除開早晚問候起居，還要管理家務；即使家中請了傭人，下廚烹炒紹興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勞作。魯迅雖然恪守孝道，連給母親購買的通俗小說都要先行閱讀，但畢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單靠書信問候起居飲食，其間僅兩度北上省親，但還要忙于其它方面的雜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寫過一篇《先母行述》，簡述了母親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識”，自損以濟人，讀書以自遣之類，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離孝行的標準尚存差距。據(jù)了解周家狀況的人說，周作人自從跟兄長鬧翻之后，不但不愿見兄長，連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灣的時候，周作人讓母親單獨起伙，母親生病時也只好到磚塔胡同去找魯迅帶她看病。魯迅定居上海之后，母親不愿到八道灣跟周作人一起生活，從中似可窺其家庭關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從小體弱多病，先于魯迅到上海謀職，經(jīng)濟支絀，對于母親恐怕是出力出錢都有實際困難。老人既需要“生活費”，更需要“生活”——這種生活就是親人的貼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歲月當中，有一多半光陰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們減少了后顧之憂，在不同領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安存在的社會價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們充分肯定許廣平在上海期間照顧魯迅的功勞，稱她為偉人背后的“無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魯迅母親長達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種功績嗎？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劇，那么悲劇的制造者究竟是誰呢？這并不是一個復雜深奧的問題，而且前人已有公論。不過近些年來由于顛覆解構(gòu)魯迅的聲音甚囂塵上，以至有人想依據(jù)中華民國的法律判魯迅以“重婚罪”，或是認為魯迅在家庭中對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其實，魯迅的母親魯瑞已經(jīng)承擔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她承認這樁不相稱的婚姻給大兒子帶來了終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兒子和三兒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魯迅有一篇未完成的雜文，內(nèi)容就是談論“母愛”。魯迅認為母愛是偉大的，但他也認為在舊時代母愛有時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親在有些問題上成見很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過多久又會故態(tài)復萌。不過，魯瑞的想法和做法在當時也不是什么“奇葩”和“異端”，無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見，釀成朱安悲劇的總根源是舊的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要根除無愛情婚姻釀成的悲劇，從根本而言就是要滌蕩舊式的倫理觀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責舊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們受到雙重傷害。魯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沒有愛的悲哀”，叫出了“無所可愛的悲哀”（《隨感錄·四十》），號召人們把妨礙人類享受正當幸福的一切舊制度、舊觀念、舊習俗通通踏翻在地。許廣平也表示，她跟魯迅之間有著共同反抗舊倫理的思想基礎，決心“一心一意向著愛的方向奔馳”，“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惡”。在魯迅和許廣平這兩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確如她自比的那只蝸牛，雖然想盡力慢慢往上爬，終究無法接近魯迅心靈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個舊時代普通的悲劇人物，只是因為她嫁到了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別關注。把朱安這個寂寞的人引入到“公眾視線”有什么意義呢？根據(jù)現(xiàn)代傳記理論，傳記寫作的對象并不限于凱撒、拿破侖、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類人物。除開帝王將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時代的一鱗半爪。只有依據(jù)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靈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為真實、最為鮮活的人類歷史。所以中國現(xiàn)代傳記文學的倡導者胡適不但鼓勵陳獨秀、蔡元培、梁啟超撰寫自傳，而且1919年11月30日還親自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識女性李超立傳。為朱安立傳，當然不能從中品嘗什么心靈雞湯，獲取什么勵志教誨，但正是朱安這位個性色彩鮮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無愛情結(jié)婚的惡結(jié)果”（魯迅《隨感錄·四十》），是研究中國婦女史、倫理史的一個標本，對研究魯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義。

?　　轉(zhuǎn)自：光明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