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光正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幻象，他攜帶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倔強地將他的形象植根于現(xiàn)代以來的農民想象中。梁鴻試圖用這種方式將“父親的歷史”和“當代史”進行有機的勾連。在小說中，雖然梁鴻試圖用一種象征的方式將個人史和家國史進行寓言化的處理，我們依然感受到了這兩者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正是這部小說的癥候學，我們由這種無法黏合的分裂中看到了當代史最有趣的命題，即個人和歷史的背離。”
一
魯迅在《風波》里嘲諷了古典文學傳統(tǒng)中對農民的想象，該想象建基于傳統(tǒng)文人對農民和農村的風景固化和道德升華，農民和農村作為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母體而承擔著美麗、靜態(tài)、和諧的功能。在魯迅的筆下，就是搖著扇子，輕嘆一句：好一派田園風光啊。魯迅看到了這背后的“景觀化”，同時用“國民性批判”的視角再現(xiàn)了另外一幅農民和農村的生活圖景，這是一個由阿Q、閏土和祥林嫂構成的農村，它悲慘、落魄、支離破碎，里面的人生活在精神和物質的多重貧瘠之中，遭受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時又深深地被既有的權力結構和思想結構所規(guī)訓。這構成了現(xiàn)代以來“苦難敘事”的起源，在現(xiàn)代之前，農民固然也曾經被文人想象、書寫甚至同情，但是卻從來沒有被魯迅這樣凝視過，在這樣的凝視中，農民和農村作為一個“問題”被洞開并被升華。作為一個擁有農村人口最多的農業(yè)大國，農民不僅是革命的對象，同時也是革命的原動力，在這樣的苦難敘事中，農民最終被上升為意識形態(tài)的主體和客體，構成了現(xiàn)代化敘事和民族國家敘事的核心組成部分。
所以毛澤東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了一個問題：關鍵是要教育農民。怎么來教育農民，在觀念的層面還得靠敘事，也就是講故事。這個時候，趙樹理出現(xiàn)了。趙樹理的出現(xiàn)被視為是新的文學方向。趙樹理確實為農民和農村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這一想象，既有別于古典“景觀式”的敘事，也不同于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啟蒙敘事。雖然我不贊同將趙樹理的“人民性”置于魯迅為代表的“現(xiàn)代性”之上，這種進化論的敘事模式已經被證明是簡單僵化的。但是我依然認為，趙樹理的這種“新穎性”（竹內好語）是從一開始就埋藏于中國現(xiàn)代性敘事之中的，他是現(xiàn)代性自身的產物，可以用稍微形象一點的話來說，趙樹理是魯迅的產物，雖然在很多時候，趙樹理刻意強調自己不同于魯迅的地方。
我想必須首先廓清這樣一個歷史的脈絡，然后我們才能在一個譜系學的意義上來理解中國現(xiàn)代以來持續(xù)不斷的書寫農民和農村的敘事沖動。雖然現(xiàn)代文學從1917年算起已近百年，但是這一書寫不但沒有失去意義，反而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
梁光正究竟是誰？
從寫作的起源學上來說，他是一個父親形象，這個父親和梁鴻的父親在某種意義上有一種重疊，我在和梁鴻的交往中陸續(xù)聽過她的一些講述，其中的一些片段可以與小說印證。但謝天謝地，梁鴻沒有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她試圖用“小說”的方式去綜合一個人物形象，而不愿讀者再次將這個形象確認為具體的生理意義上的人。那是非虛構遵循的寫作倫理——可以還原；而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它的文類已經決定，它需要更強勁的想象力和歷史感。
梁光正只能是梁鴻通過語言這一符號構建出來的一個人物形象，因此，對于他的認知，也需要從符號的角度去解讀。梁光正這個人物似癲似狂，但有兩處細節(jié)時時將他標識出來。此兩處細節(jié)，一是吐痰，二是白襯衫——一個是動作，一個是外觀。這一動作和外觀在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幾乎成為了一種意象式的存在。吐痰這個動作是如此的不衛(wèi)生和不文明，而白襯衫又是如此的整潔和干凈，以至于作者都對此深感好奇，在后記中，梁鴻如此回憶了：“父親是怎么竭力省出一點錢來，去買這樣一件頗為昂貴的不實用的奢飾品？他怎么能長年保持白襯衫一塵不染？”
我也同樣好奇，這種非現(xiàn)代的東西和現(xiàn)代的東西為什么會統(tǒng)一在這個人物形象身上？
我們追溯一下梁光正的家譜：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三老漢和他的兒子梁生寶。作為一個小說的藝術形象，梁三老漢被認為塑造得更成功，因為其更接近“真實”；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觀念的投射，梁生寶被指認為代表了新人的方向，他更大公無私，更有紀律，更有集體主義觀念。如果算一下梁光正的年齡，他大概出生于50年代，正好是梁生寶這一代人的兒子，梁三老漢這一代人的孫子。他們的這種文學血緣關系直接在梁光正的形象里得到了體現(xiàn)。在梁光正的身上，既有著梁三老漢的基因，他小農、保守、固執(zhí)、有時候有一種善良的狹隘；但同時，他又有著梁生寶的遺產，他熱愛新鮮的事物，他對公共事務有一種強烈的參與激情，他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改變他子女的命運——在梁生寶之后，這已經是中國農民全部的主體能動性。
吐痰和白襯衫，梁三老漢和梁生寶，前現(xiàn)代和現(xiàn)代，就這樣糅合為梁光正。在一種習慣性的思維中，這兩者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但歷史恰好證明，這兩者是如此沒有違和感地生成為一個個具體的人。
三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梁光正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幻象，相反，他攜帶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倔強地將他的形象植根于現(xiàn)代以來的農民想象中。梁鴻試圖用這種方式將“父親的歷史”和“當代史”進行有機的勾連。但有意思的是，在整部小說中，這種勾連顯得有些勉強，雖然梁鴻試圖用一種象征的方式將個人史和家國史進行寓言化的處理，我們依然感受到了這兩者之間的分裂。我想強調的是，這種分裂正是這部小說的癥候學，我們由這種無法黏合的分裂中看到了當代史最有趣的命題，即個人和歷史的背離。
這么說可能過于抽象，但好在有文學史為我們解惑。無論是梁光正的前輩梁三老漢還是梁生寶，都在以一種或者反對或者順應的姿態(tài)參與到歷史中去，他們是歷史正劇的演員。另外一個人物高加林，他可謂是梁光正的同時代人，也同樣以決絕的姿態(tài)參與歷史，雖然他進城的道路歸于失敗，但卻因此而建構了悲劇的形象。但是與這些人都不同：梁光正從開始就是一個歷史的局外人，他幾乎是以一種反諷的方式與歷史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也就是說，如果說梁生寶和高加林是當代史這幕大戲中的悲喜劇角色，梁光正就是一個試圖進入到這幕戲劇中但是卻一直沒有進入的角色。他像是在排演的時候，從歷史的大手中掉落的塵埃。但這并不意味著梁光正就要成為另外一個阿Q，他的白襯衫提醒了我們，他是被現(xiàn)代所“改造”過的人，因此，他更像是一個當代的堂吉訶德。他在“現(xiàn)代史”中形塑了自己的觀念和身體，然后，按照這種觀念去行事，結果卻發(fā)現(xiàn)這現(xiàn)代史不過是一部騎士小說，他著急地去追逐、去模仿，結果是彼此漸行漸遠。這部小說最早的標題是《父親尋親》，尋的過程，也就是追逐歷史背影的過程。
這種個人與歷史的背離意味著什么？對小說來說，意味著趙樹理和柳青式的敘事已經不可能了，對于當代作家來說，他們必須尋找到另外一種講述的方式，在80年代以來的語境中，家族史、地方志構成了歷史另外的背景，只不過人物卻再也無法黏合到整體中去論述，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自梁生寶、高加林以降，當代寫作已經無力再塑造一個典型的農民形象了。我們曾經以為趙樹理和柳青筆下的鐵鎖和梁生寶是大多數(shù)，結果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他們在其時其地被視為歷史的方向和典型，但今天看來，他們依然是孤獨的個人英雄，更大多數(shù)人，卻是那從歷史中逃逸出來的梁光正。
梁光正不是一個失敗者，他甚至有一種自覺意識，他自覺到他的故事必將沉入到歷史的深淵，所以他一直不屈不撓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就歷史的層面來說，這種講述是必要的，而就藝術的層面來說，他的講述帶有某種元敘事的意味，并直接拆解了當代史的合法性。
創(chuàng)作談
父親的白襯衫
梁鴻
毋庸諱言，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的父親。
在父親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機會較長時間親密相處。因為寫梁莊，他陪著我，拜訪梁莊的每一戶人家，又沿著梁莊人打工的足跡，去往二十幾個城市，行走于中國最偏僻、最荒涼的土地上。沒有任何夸張地說，沒有父親，就沒有《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對于我而言，因為父親，梁莊才得以如此鮮活而廣闊地存在。
那是我們的甜蜜時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了解他，雖然父親特別擅長于敘說，在寫梁莊時，我也曾把他作為其中一個人物而做了詳細訪談。他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太過龐雜，我無法完全明白。
父親一直是我的疑問。而所有疑問中最大的疑問就是他的白襯衫。
那時候，吳鎮(zhèn)通往梁莊的老公路豐滿平整，兩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楊樹，父親正從吳鎮(zhèn)往家趕，我要去鎮(zhèn)上上學，我們就在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著，驚喜地說，咦，長這么大啦。在遮天蔽日的綠蔭下，父親的白襯衫干凈體面，柔軟妥帖，閃閃發(fā)光。我被那光閃得睜不開眼。其實，我是被淚水迷糊了雙眼。在我心中，父親和別人太不一樣，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滿痛苦。
他的白襯衫從哪兒來？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全家連基本的食物都難以保證，那青色的深口面缸總是張著空蕩蕩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實內容。父親是怎么竭力省出一點錢來，去買這樣一件頗為昂貴的不實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長年保持白襯衫一塵不染？他是一個農民，他要鋤地撒種拔草翻秧，要搬磚扛泥打麥，哪一樣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難洗掉，哪一種勞作都要出汗，都會使白襯衫變黃。他的白襯衫潔凈整齊。梁莊的路是泥濘的，梁莊的房屋是泥瓦房，梁莊的風吹得黃沙漫天。他的白襯衫散發(fā)著耀眼的光。他帶著這道光走過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在講述當年被批斗的細節(jié)時，父親說，“白襯衫上都沾滿了血”，在他心中，“白襯衫沾滿了血”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嚴重到過了幾十年之后，在隨意的聊天中，他還是很憤怒。對他來講，那件白襯衫到底意味著什么？尊嚴、底線、反抗，或者僅僅只是可笑的虛榮？
為了破解這件閃光的白襯衫，我花了將近兩年時間，一點點拼湊已成碎片的過去，進入并不遙遠卻已然被遺忘的時代，尋找他及他那一代人所留下的蛛絲馬跡。
我賦予他一個名字，梁光正，給他4個子女，冬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莊，一個廣義的村莊。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種麥冬種豆角種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尋親報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涼中廝殺出熱鬧，在顛倒中高舉長矛堅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無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獲他終生渴望的情感。
時間永無盡頭，人生的分叉遠超出想象。你抽出一個線頭，無數(shù)個線頭紛至而來，然后，整個世界被團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斷往返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一個家庭的破產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劇，一個人的倔強遠非只是個人事件，它們所蕩起的漣漪，所經過的、到達的地點，所產生的后遺癥遠遠大于我們所能看到的。惟有不斷往更深和更遠處看，才能看到一點點真相。
小說之事，遠非編織故事那么簡單。它是與風車作戰(zhàn)，在虛擬之中，把散落在野風、街市、墳頭或大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連起來，讓它們擁有邏輯，并產生新的意義。
然而，梁光正是誰？即使在寫了十幾萬字之后，我還沒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說是更加迷惑了。我只知道，他是我們的父輩。他們的經歷也許我們未曾經歷，但他們走過的路，做過的事，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卻值得我們思量再三。
這本書，惟有這件白襯衫是純粹真實、未經虛構的。但是，你也可以說，所有的事情、人和書中出現(xiàn)的物品，又都是真實的。因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爭吵索取、人性的光輝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來。它們的真實感都附著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親。我想念書中那個16歲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爬麥地里的一棵老柳樹，那棵老柳樹枝葉繁茂，孤獨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著東西南北、無邊無際的麥田，大聲喊著，麥女兒，麥女兒，我是梁光正，梁莊來的。沒有人回應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麥地的麥女兒肯定看到他了，看到了那個英俊聰明的少年——她未來將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 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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