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對林庚先生的名字就不陌生。作家出版社編輯出版的《1956年詩選》，其中《馬路之歌》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對“汽車的喇叭唱著牧歌”的比喻，感到無比新奇。而《詩刊》一九六一年第二期發(fā)表的另一首寫春天的詩《迎春曲》，我一直能背誦下來：
冬天的樹林像野鹿的角/太陽的四周春天又來了/剛化了的河水透著多么藍/泥土里的氣息帶微微的潮
進了北大之后，這首詩竟是我和林先生第一次對話的媒介。記得入學不久，林先生給文學專業(yè)上寫作課。那個年代，大家都衣著樣式單一，而林先生穿著十分講究，舉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學者風度。高高的個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凈挺括，一塵不染，名副其實的教授形象。
先生一九一零年生于北京，福建閩侯人。一九二八年畢業(yè)于北師大附中，同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兩年后轉入中文系，開始詩歌寫作，先后出版詩集《夜》《春野與窗》。一九三三年畢業(yè)留校，與吳組緗、李長之、季羨林被稱為清華四劍客。是年，林先生擔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一九三四年春去上海專業(yè)寫詩，同年秋返北平，先后在民國學院、北平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又出版詩集《北平放歌》（一九三六）、《冬眠曲及其他》（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去廈門大學任教授，不久隨學校遷到閩西長汀，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一九四七年回北平，任燕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一九五二年后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一九八四年出版詩與詩論合集《問路集》，一九八五年出版《林庚詩選》。
林先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他寫的《中國文學簡史》，該書初版于一九五四年。更早，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廈門大學時曾出版過一本《中國文學史》，朱自清先生作的序，算是這本簡史的藍本。據(jù)報載，此書于一九九七年榮獲了國家圖書獎。作為林先生的弟子，我看到報上的消息，不僅感到光彩，更為老師高興。此是后話。
林先生普通話講得相當好，當講到唐代大詩人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時，只見他在黑板上畫了個圓，然后又畫了一條橫線，一條垂直的豎線，對同學們說：“這是多美的幾何圖形呀！”把詩的意境和幾何圖形聯(lián)系在一起，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那天，我最后一個離開課堂，跟在林先生的后面，快到三十二號學生宿舍樓了，我緊趕幾步，喊了一聲“林先生”。我喃喃地說：“我讀過您的詩。”他驚訝了：一是系里三令五申，對“資產(chǎn)階級教授”的稱謂一律應是在姓氏前加“老”稱姓，現(xiàn)在居然有人敢叫先生；二是來自邊疆的學員中竟然還有記起他的作品的。待到我一字不差地背下他那首詩，他幾次張了張嘴，想說什么，竟沒有說出話來。我們就這樣建立了師生友情。我稱他“林先生”，他卻按照學校工宣隊的統(tǒng)一要求，稱比他年紀小三十七歲的我為“老吳”。
中文系工宣隊遲師傅是位憨厚可敬的黨支部領導，因為林先生，我曾戲弄過他一回，回想起來真有幾分自責。一天上政治課，我把林先生的一本詩集帶到課堂，這之前有人打過小報告，遲師傅開始瞄上我，想當場抓獲，以儆效尤。我裝作認真看書的樣子，以引起遲師傅注意，見遲師傅向我走來，刷的一下將書藏進書桌里。遲師傅也不客氣，氣呼呼地按住我的手，讓我把書交出來。我不交，遲師傅親自動手把書搜去，舉著書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這是資產(chǎn)階級教授寫的，可不能再讀這樣的書啦！待到看清這是一本革命書籍，遲師傅差點氣歪鼻子。當林先生知道此事后，開導我要尊重人，特別要尊重像遲師傅這樣念書不多的人。
林先生的家住在北大校園內(nèi)風景秀麗的燕南園。一棟青磚平房，一個十分幽靜的小院，院內(nèi)一簇簇花樹，一片片竹林。林先生生活非常有規(guī)律，不受外界影響，不隨意改變自己的生活節(jié)奏。聽一位青年教師講，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先生每天散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時早晨起來，彈一支鋼琴曲，在門前的竹林里唱一支經(jīng)典民歌。這事我一直沒有正面問過林先生，只是問他身體這么好是不是和生活規(guī)律有關，他回答我的是，他當過籃球球員。我當時想更正說那叫“隊員”，現(xiàn)在想起來禁不住搖頭，幸虧未說，險些班門弄斧。
“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這是當時喊得山響的革命口號。1972年，中文系進行“開門辦學”，來到密云縣穆家峪公社前栗園大隊。系里的老先生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部參加了，分到我們文學專業(yè)的有吳組緗、林庚、吳小如、嚴家炎、陳貽焮、馬振方等老師。我們住在一位老鄉(xiāng)家的西屋，一條大炕住十幾個人。白天和社員一起勞動，修“大寨田”，晚上訪貧問苦，或開會學習，或討論創(chuàng)作素材，可謂和貧下中農(nóng)同吃同住同勞動了。最愉快的莫過晚飯后那段時光，老師、同學吃完飯，然后沿著鄉(xiāng)間小路一起散步。
我們的社會調查，目的是給一位因公獻身的黨支部書記寫一部書，凡是主人公生前友好，我們都擬采訪之。我和林先生分在一個小組，算一對搭檔。最遠的采訪對象距我們的住地二十多里路。那時交通不便，不通車，我倆只好步行前往。天剛蒙蒙亮，林先生醒來，看看發(fā)白的紙窗，自語道：“楊柳岸，曉風殘月……”接著輕聲叫我：“老吳，我們該出發(fā)了！”時值隆冬，京郊更是寒風刺骨，我和六十三歲的林先生這一老一少，迎著曙光，行進在古長城蜿蜒的燕山腳下。中午時分，途經(jīng)密云縣城，肚子咕咕響，我倆信步進了路旁一家國營飯店。落座后，林先生和我商議，他坐在這里占座位，讓我去排隊開票，說罷把一張面值五元的人民幣塞進我的手里。這頓飯兩菜一湯，花了三元五角六分，我花零頭，剩下的兩元還給了先生。先生執(zhí)意不要，我煞有介事地說，只有這樣我才不會當資產(chǎn)階級教授的俘虜，不然咱倆就按比例攤，說罷兩人相視大笑。原來，這“按比例”有一段小典故。六十年代初，魏建功老先生和同學們?nèi)ゾ┙嫉聂~子山搞社教，天黑山路不好走，想買一盞公用馬燈。班長出個主意，按每人收入的百分之十集錢，魏先生是一級教授，按比例應交近四十元，而每個同學按比例只交一元多錢，買回馬燈后，又將剩余的錢平均分下去，這樣一來，每個同學還掙了好幾角錢。系里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了班長一頓。每每提及此事，林先生總是習慣用那個口頭禪：“這么辦確乎不妥，但魏先生確乎應多花一點。”
林先生桃李滿天下。一九九七年民盟中央換屆選舉，袁行霈先生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時又成為談論林先生的話題。袁先生是林先生的研究生，得意門生，素有“小林庚”之稱，袁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都酷似林先生，當然更重要的是兩位先生的人品和學問，何其相似乃爾！
大學畢業(yè)后，我再沒有見過這位教授詩人，想起先生，便捧讀起他那部《問路集》，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之中。
先生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令他教過的學生們深為敬重；每逢大事有靜氣，更贏得弟子們的贊譽。耄耋之年，林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說：“久已手顫，書寫極慢，歲月如流，我已并非當年的林先生了，而回憶卻是長存的，想起當年在京郊密云一起度過的那段日子，感慨多多……”
2006年一個風清月朗的晚上，先生坐著輪椅，由人推著在未名湖畔賞月，是夜安然辭世，享年97歲。這篇短文，權作是一個他曾教過的晚輩學生，寄自遙遠北方的一份深深的懷念?。▍菍毴?
轉自：光明日報
總編辣報：賈躍亭真會回國還債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