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史研究應當走出“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

 

　　第一，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簡稱“宋代近世說”。二戰(zhàn)以后經(jīng)由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fā)展，將“宋代近世說”概括為“唐宋變革論”。眾所周知，1840年以后隨著西學東漸，對中國歷史發(fā)展脈絡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學“歷史分期”方法的烙印。如1917年傅斯年先生所言：“西洋歷史之分期，所謂‘上世’、‘中世’、‘近世’者，與夫三世者，所謂（Subdivisions）在今日已為定論。”內藤湖南的假說即是按歐洲分期法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歐洲的話語來詮釋中國歷史的文獻資料，把中國的發(fā)展列入西方文明發(fā)展的大鏈條中，以為歐洲的近代化是世界共同的發(fā)展道路。這一假說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曾得到歐美宋史學界的贊同，此后開始受到美國學界的質疑。上世紀60年代初，美籍華裔學者劉子健就明確反對宋代近世說：“這是機械地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現(xiàn)代。這是機械地在時間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夠畫龍點睛地，直截了當?shù)刂赋雒恳粋€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還應當另辟途徑來討論”。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宋史學界已基本否定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觀，包弼德（PeterK.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tǒng)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到了上世紀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學界在反思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得失時，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jù)西歐社會發(fā)展經(jīng)驗總結出來的架構，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很容易造成歪曲和混亂。因此，對于“近世”的定性在日本學界有了不同于以前的解釋?？梢哉f“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只有日本京都學派的傳人在堅持，國際學界（包括日本東京學派、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以及相當多的新生代）已普遍揚棄或否定。

 

　　第二，“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的實質是中國文明至宋代便沒有再進步，是一種停滯論，更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張目，這一點不能因為今天討論學術問題就應當回避。有關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緩停滯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國內社會史大論戰(zhàn)的主題之一，但是討論的實質是“我們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論及其歷史的進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對的停滯性為基礎的”（謝和耐語）。這與“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的中國文明停滯論是不一樣的，后者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宋代近世說貌似一個贊美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發(fā)達領先的歷史理論，但它卻是內藤湖南現(xiàn)實的中國觀“國際共管說”的思想依據(jù)，與一個明顯具有殖民色彩的對華設想聯(lián)系在一起。內藤湖南通過宋代近世說“向讀者說明，中國文化在進入近世以后已是高度發(fā)達的文化。但是正是這個‘早熟’的、高度發(fā)達的輝煌文明，導致了當前衰老的、政治經(jīng)濟困難重重，急待尋求出路的現(xiàn)實中國，對此內藤提出了所謂‘國際共管’的理論”（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內藤湖南雖然尊重中國文化，但是當他站在當時的日本國家利益立場之時，他的宋代近世說在理論上為日本企圖“溫情”入侵中國張目也是不能回避的。為此，筆者想說對于內藤湖南的漢學成就應當加以總結，但是對其服務于日本政論的觀點則必須深刻反思，只有這樣才能從歷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訓，而不流于黑格爾感嘆歷史教訓的最大教訓就是歷史從來不汲取教訓的窠臼。

 

　　第三，眾所周知，唐代以后的歷史主線有三條：一是漠北主要是東北政治勢力的崛起；二是五代十國、北宋的局部統(tǒng)一；三是西部黨項勢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鶻等政治力量。遼金政權是游牧文明與漢文明的交融；西夏一方面是西域與中原的經(jīng)濟文化樞紐，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來自吐蕃、西域、中亞的文明。五代十國、兩宋創(chuàng)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但是“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說）”卻只立足于“中國本土”，即中國歷史只是漢族的歷史而不包括遼金西夏。杉山正明就曾客觀地指出，“一般來說‘中國’在日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意味著所謂的‘中國本土’。將事物限定在‘中國本土’中來看宋代史研究和元代史研究的差異，這個眾人皆知”。“本來‘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單一的漢族社會?？墒侨毡镜难芯咳藛T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純中國世界’和‘非中國世界’，‘中國本土’和‘邊疆地域’等過分單純地分割為兩大圖示化的傾向。有時‘萬里長城’（當然在蒙古時代不存在）以外是‘荒野’和‘沙漠’的異象也偶爾出現(xiàn)”（《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為了證明“宋代近世說”的發(fā)展脈絡，大多數(shù)人就把討論11至14世紀中國歷史的范圍從北宋的260萬平方公里轉到南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轉向元明的江南更狹小的地區(qū)，歷史的空間一步步縮小。在這樣日趨狹小的疆域空間內又被側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舉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關的議題所主宰。一言以蔽之，這種研究把中國多元的歷史發(fā)展局限到狹小的江南一隅之地。這是極其典型的削足適履式地將自己的主觀意志（所謂的研究）強加在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之上的一種表現(xiàn)。

 

　　第四，自新世紀以來，“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成為熱門話題，但是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就是除了東北師大有兩篇專門研究內藤假說的博士學位論文外，宋史學界直接與“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對話的論著甚少。實際上，有關內藤湖南的兩個主要命題：一是唐朝士族門閥是否仍占統(tǒng)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貴族政治？二是唐宋間農民人身自由問題是否發(fā)生重大變化？部曲制到佃戶制的轉型發(fā)生于何時？在上個世紀國內魏晉隋唐史學界，均有相當多的討論，內藤湖南的觀點并不能得到中國大多數(shù)學者的支持，甚至有的論著動搖了日本學者“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的立論依據(jù)，如田余慶先生說“從宏觀考察東晉南朝近三百年總的政治體制，主流是皇權政治而非門閥政治”。唐長孺先生說“從南北朝后期以來舊門閥的衰弱是一種歷史傾向，盡管有的已經(jīng)衰弱，有的正在衰弱”。近來，楊際平撰寫長文論證內藤湖南所言魏晉隋唐“貴族”與歷史上實際的“士族”有質的區(qū)別。但是某些唐宋史研究者特別是宋史研究者在使用日本宋代近世說基本觀點時很少會考慮這些相反或直接反對的意見。這是造成宋代近世說雖然被炒作得很熱，但是對于唐宋史研究的實際推進卻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第五，貼標簽式的研究可以休矣。“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在遭到冷遇的21世紀之前近百年對國內唐宋史研究基本沒有什么影響。如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紀唐研究》在經(jīng)濟卷概論中單列“外國學界的唐代社會經(jīng)濟概觀研究”一節(jié)，較全面地介紹了“日本：‘唐宋變革’討論和唐代經(jīng)濟概觀研究”，但未見國內學者接受日本唐宋變革說所推出的討論論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大陸論著索引中也未見有唐宋變革的條目；進入21世紀以后，雖然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一時成為熱議的話題，但是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如同對21世紀之前的影響一樣極其有限。譬如從2000年開始，國內宋史學界每兩年舉行“鄧廣銘學術獎勵基金”評審，迄今已評審九屆，共評出34部獲獎論著，這些作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代表著21世紀以來國內中青年研究宋史的取向和水平，但是其中并無一部受內藤湖南假說的影響，即是很好的明證。所以進入21世紀以來，對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的炒作只是停留在貼標簽式的研究上。

 

　　根據(jù)對中國知網(wǎng)的檢索，21世紀以來，有關唐宋之際的論文近千篇，其中有關“唐宋變革”關鍵詞的論文有80余篇，有關“宋代近世”關鍵詞的論文約20篇。按照論文的主旨大致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介紹性的。第二類是研究性的。第三類是按照日本唐宋變革論的基本范式對唐宋變革期的問題進行研究，這類論著寥寥無幾。第四類是從打通唐宋史研究的角度，將討論唐宋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律、文化等歷史發(fā)展和變化，歸結在“唐宋變革”名義之下。第五類是將其視作不證自明的“公理”，凡是論述到唐宋時期或之際的問題時，都是必言“社會變革”，籠統(tǒng)地使用“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這類文章最多。

 

　　就以上五種分類做一簡略分析，不難看出：其一，介紹性的論著持續(xù)不斷發(fā)表，表明21世紀以來“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仍一直受到關注；其二，由于唐宋變革論的熱度不退，從而引發(fā)國內學界特別是宋代文學史學界、思想史學界、藝術史學界對唐宋之際社會變化的高度重視，并試圖從這些社會變化中為宋以后的文化思想發(fā)展定位和尋找發(fā)展軌跡；其三，宋代文學界、藝術史學界雖然有學者倡導用“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作為指導理論，但相關詮釋缺乏歷史的理性思考，因此并未對宋代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的研究起過多少有益的作用，因為這與過去的研究相比最多是新瓶裝舊酒；其四，第四類、第五類論著說明“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實際上對于唐宋史的研究只起到了某種貼標簽的意義，于實際研究并無推進和補益。至于以上現(xiàn)象為何盛行，原因比較復雜，比如一些學者認為“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提供了不同的歷史分期法，有的學者以為這一學說提高了宋代的歷史地位而樂于接受，當然也不排除某些對其一知半解的研究者為顯示學識高明、與國際接軌而用來裝點門面。

 

　　要之，唐宋史研究應該走出的“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是指內藤湖南提出的那個假說。十多年前，柳立言先生撰文《何謂“唐宋變革”？》就指出內藤的假說是有特定內涵的，包括貴族政治、平民社會、文藝復興說等8個核心要義。如果中國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發(fā)現(xiàn)其中的變革，應該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學者的“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這樣很容易產生誤解，不利于學術進步。歷史分期問題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至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國史學界和西方漢學界一次又一次地推動了中國的史學研究并吸引西方學者加入了相應的討論。要走出“唐宋變革論”就需要中國學者對唐宋歷史做出符合我國歷史發(fā)展原貌的斷代分期說。這個問題很大，不是只言片語所能講清，但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內藤湖南的假說夸大了唐宋之際變革在中國歷史上的變革意義，正如許多中國學者所言唐宋變革相對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發(fā)生的大變革使中國社會逐漸走上帝制時代，和1840年由帝國主義國家入侵等因素使得中國社會發(fā)生劇變而言，充其量是一個中小型的變革。其二，何謂長時段？這是提醒研究者不囿于某一個朝代，注意打通唐宋、宋元、明清、宋元明清，而不是簡單用像公元紀元、公元時段（所謂上古、中世、近世等）來表示歷史變化。用公元時段并不能準確表示中國歷史的豐富內容，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都有鮮明的不同于其他時代的特點。舉凡大的事件和人物都與朝代渾然一體不能分隔開，譬如說科舉制度，起源于隋唐、發(fā)展于兩宋、完善于明清，清清楚楚，若用公元時段反而不能反映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特點，被人為剝去時空概念，所以王朝體系依舊是中國學者重新界定“唐宋變革”分期的時空依據(jù)。其三，重新界定“唐宋變革”，一定要有關懷遼宋西夏金史的全局意識，這樣才能全面書寫11—13世紀中華民族的社會發(fā)展及疆界形成的斷代史。作者：李華瑞（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轉自：光明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