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

　　

 

　　本書討論了過去三個世紀--甚至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最偉大的歷史轉型。它試圖解釋我們是如何成為現代人的，并考察了會被稱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現代生活的特征。本書揭示了在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晚期這段時間內，出現在英國的全新的、現代的社會境況。英國人口的急劇擴增，及其在更廣范圍內日益增加的流動性，創(chuàng)造了一個充斥著陌生人的社會。這就引出了一系列關于如何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問題。權威、聯盟、交易，這些植根于個人和本地關系的舊有關系模式漸漸變得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難以為繼。另外，許多抽象的、官僚化的體制不斷涌現，以支持遠方的陌生人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從而逐漸替代了那些舊式機關。然而，這并未導致人們對現代世界期待的幻滅，因為這些代表了官僚主義抽象化的新體制，因個人和本地關系的衰落而興起，卻也促進了后者的復蘇。因而，現代境況不僅僅是一種在陌生人社會中的全新生活體驗，還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權威、聯盟、交易這些舊模式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重塑。

 

　　我們有理由認為，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經歷這種轉型，并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然而，相比英國是否是第一個現代社會，或是否創(chuàng)造了現代世界（如數不勝數的書籍和大學課程所指出的），我更感興趣的問題是，此種意義上的現代性是否也適用于其他社會？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歷史學家們漸漸認識到，每個社會都能以其獨有的方式成為現代社會；現代性經驗的數量和種類是無限的。我的觀點是：這種解釋會使“現代性”這個術語失去意義或分析上的用途。因此，本書的真正目的，以及本書可能會吸引那些對英國毫無興趣的讀者之原因，是證明如下論點：如果想要“現代性”這個范疇仍有分析上的意義，就必須找到所有社會都會經歷的那種特有的情境或過程，即便其形式可能多種多樣。

 

　　這個論點非常小眾，因此我必須從得出這個結論的原因開始解釋。過去一個世代以來，歷史學家們費盡心思，一再強調如今發(fā)生的事件已越來越少，他們試圖通過這種做法讓過去的歷史看上去更有趣一些?？梢钥隙ǖ氖?，通過將全球的事件，將更多的人、動物甚至是物體納入歷史，我們已使其變得更民主了，但我們對歷史變遷愈加復雜化的解釋，容易賦予歷史一種平靜的必然性。在對待歐洲史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從19世紀晚期開始，為了解釋歐洲的過去，歷史學分支下的現代學科興起，對現代世界的構成（在美國或被稱為西方文明的崛起）做了一次清晰的敘述。敘述包含了一系列有著奠基和轉型作用的事件，如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以及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崛起。史家漸漸對這個敘述產生懷疑，并開始注意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歐洲民族，以及歷史上其他文明對此的完全不同的解釋。在這個過程中，史家修正了這段敘述。他們相信，所有曾經被認為具有奠基意義的事件，其實都有著更為復雜的歷史背景。他們開始認為，在社會進程中，這些事件并不那么具有轉型意義，它們只是幾個世紀以來漫長卻不均衡的轉變過程和逐漸擴張的地理版圖所造成的后果。過去對不斷發(fā)生的革命性激烈轉型的歷史敘述，如今要讓位給一個充滿了連續(xù)性和不確定性的相對平淡的歷史。

 

　　作為工業(yè)革命的起源地，在后一種“平淡的”歷史階段，英國通常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為歷史編纂的重要陣地。這個勢頭在20世紀30年代逐漸顯露：塞拉（W.C.Sellar）和伊特曼（R.J.Yeatman）在《1066及一切》（1066andAllThat）中戲仿了學校中教授的勝利主義“鼓吹式”（drumsandtrumpet）英國史；克萊彭（J.H.Clapham）在其巨著《現代英國經濟史》（AnEconomicHistoryofModernBritain）中探索了英國工業(yè)革命的節(jié)奏和規(guī)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現代化理論開始力捧英國的快速工業(yè)化與其政治及社會穩(wěn)定的完美結合，又掀起了一股編史的風潮。20世紀70年代以前，很少有史家接受這種觀點，他們都傾向于強調，在根深蒂固的舊制度（ancienregime）和長期（longduree）的經濟轉型面前，英國產生了許多社會及政治沖突。社會變化的“大爆炸”模型逐漸讓位給長久的、不齊整的哀訴。對于一些人而言，英國不僅沒有創(chuàng)造現代世界，而且從來都不曾成為現代國家。

 

　　很顯然，這些說法的背后都有其政治意圖。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之間，人們在不同的領域使用“衰落”的比喻，以此來解釋英帝國的敗亡。英國的“衰退”可指涉：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環(huán)境下其經濟地位的重置；伴隨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民族主義的崛起，在這片種族和宗教日益多樣化的國土上，多元文化主義的興盛，及其民族國家的分崩離析；其道德和工業(yè)秩序的瓦解。那些修正主義學派的歷史敘述弱化了英國在現代世界構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此，右翼政客，不僅僅是那些后來助長了撒切爾主義崛起的人，認為這是衰落主義（declinism）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英國想要再次強盛起來，就必須抑制此觀點的蔓延。1988年，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Thatcher）二度執(zhí)政期間，英國學校的歷史授課開始采用新的全國統(tǒng)一課程，于是這場爭論便在偏左翼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和想要恢復英國及其歷史往昔榮光的右翼政客之間展開了。而當保守派領導的政府再一次承諾，要改善學生在畢業(yè)時仍對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歷史一無所知的狀況--教育部部長邁克爾·戈夫（MichaelGove）稱這歷史為“最鼓舞人心的故事之一”--這場爭論又被再次激發(fā)了。邁克爾·戈夫堅信那些在中小學和大學教授歷史的教師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立場，但希望國家的敘事性歷史能夠回歸（不過不需要那么多鼓吹的內容了），于是他聘請了一些常常出現在電視節(jié)目中的歷史學家，讓他們編寫一套新的課程，此舉招來了歷史學家們的強烈抨擊。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對英國史之衰落的憂慮正以另一種方式呈現。1998年，北美英國研究會（NorthAmericanConferenceonBritishStudies）委托其最優(yōu)秀的英國史學者評估他們領域的現狀。第二年，一份所謂的“斯坦斯奇報告”（StanskyReport）出爐了，這份報告相當令人沮喪。報告花了大量篇幅復述傳聞，而真實的數據卻很少。文章哀嘆了英國史在各個層面都被邊緣化的命運--本科生對該學科的興趣日趨減少，研究生的資助項目和工作崗位嚴重不足，該學科論文發(fā)表于主流學術期刊和出版物的機會也漸漸減少。在這種解讀下，英國史成了美國和加拿大學界之間文化戰(zhàn)爭的受害者，該戰(zhàn)爭給英國史貼上了“死去的白人男性”（DeadWhiteMen，DWM）的標簽，還鼓動各院校歷史系將他們的英國史學者替換為其他國家史學的研究者。斯坦斯奇報告對此境遇提出的解決方法是，讓英國歷史學家做一次帝國主義式的轉身，即承認英帝國的蔓延性和爆炸性是存在的。這就是目前在美國，該領域的正統(tǒng)觀點。美國在介入曾經的英國殖民地時逐漸踏入了英帝國的陰影之中，而此時帝國主義英國的歷史卻引發(fā)了新的共鳴。忽然之間，不論你是擁護者還是批判者（的確有擁護者認為美國可以效仿英國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帝國主義強權的興衰起落都變得異常重要，重要得令人費解。

 

　　面對這種對恢復勝利主義國家敘事和宣揚英帝國在現代世界構成中之助益的呼聲，大多數英國史學者開始不知所措。毫無疑問，過去的兩代學者都沒有告訴過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觸目驚心的主張。自20世紀70年代起，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興起引得人們去關注微觀史學所呈現出的深度描述，這使得（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史家對這種宏大敘事的野心和對歷史變化的宏觀解析十分反感--盡管這種解釋法曾深深吸引了前一代歷史學家。與此同時，歷史學細分為專業(yè)性更強的分支學科（按研究主體、年代順序和研究方法劃分），盡管行政任務和學生數量與日俱增，高校院系的重組仍要求我們必須發(fā)表更多的論文，這使得學術工作的本質發(fā)生了轉變。這二者的同時發(fā)生絕不是巧合。漸漸地，我們歷史學者的研究只能是不斷“炒冷飯”，高校的行政部門和政客因而開始質疑我們學科的價值。在英國，本應撥款給高校歷史教學的公共基金，也和人文藝術及社科學科的資助一樣被完全叫停，有些學校甚至徹底關閉了歷史系。

 

　　因此，于我而言，重新審視“向現代性的轉型”這樣的歷史問題，似乎是證明歷史研究工作仍具有公共價值的一種適時的方法。重拾我們對從宏觀角度解析歷史變化的信心，能使公眾更好地了解過去以及我們的現在。在這方面，我不是一個人在努力，還有很多不同的途徑。“大歷史”“世界史”或“全球史”這些較新的學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歷史學科的時間和地理維度及其注釋范圍。只不過，這些領域之學者的方法是提出智力和制度層面的問題，比如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模糊特定國家歷史之間的界限，他們教授歷史的能力，以及他們使用母語做研究的能力。如果世界史或大歷史學者能解決這些問題，那何必去雇用中國史、印度史、巴西史、俄羅斯史的學者呢？更別說那些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earlymodernhistory）和現代史學者了。的確，于比爾·蓋茨--大歷史學科的重要資助者，線上教學的推廣者--而言，一個教授歷史的“慕課”（MassiveOpenOnlineCourse，MOOC）就足夠了！

 

　　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我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因為要試圖解釋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我必須重新審視那個不斷困擾著歷史學家的問題，即現代世界與古代、中世紀以及近代世界有何不同？歷史是一個串聯起這些時代的學科，如果我們連現代的獨特性、我們是如何抵達現代的、全球人民為何能共享現代性經驗這些問題都無法解釋，那么政客、高校行政部門、學生以及公眾會對我們的研究喪失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在這本書中對現代的解釋方法顯然帶有妥協(xié)和冒險的成分。大問題不僅會引來爭論，還總是需要作者去探索自己不甚熟悉的領域。本書絕對不是一部研究專著，而更接近一篇長文，或是一系列的講座。總會有人覺得那種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綜述型解釋文本很無趣，盡管讀之前他們可能沒意識到。我在引用他人的作品時會盡力聲明，但我也努力使注腳減到最少。我只希望本書好讀、有趣，盡管它可能會讓那些企圖在其中尋找考試資料或新研究方向的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