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反對的朋友——胡先骕與胡適的論爭和交游

　　早在1914年，胡先骕到美國加州讀大學剛一年，喜出望外地接到胡適來信，非常高興。因為他熱望結(jié)交在留學生中早有影響的胡適，特別是他讀了胡適發(fā)表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的《〈詩經(jīng)〉言字解》《非留學篇》等文章后，認為“皆適得我心，乃竊自喜，引為同調(diào)”，很想和胡適通信，沒想到卻先收到了胡適的來信。

　　胡先骕連忙給胡適回信。他小胡適三歲，就在信中懇望與“適之宗兄”交個文友。然而，此時的胡適正在轉(zhuǎn)變觀念，準備“文學改良”，倡導文學革命。等到1917年，胡適發(fā)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基本觀點“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wù)去爛調(diào)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胡適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居然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fā)表文章，專門對胡先骕寫的詞《齊天樂·聽臨室彈曼陀鈴》進行批評，說：“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詞套語。‘翡翠衾’‘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幺弦’，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于‘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總之，胡適的文章又是譏笑又是挖苦，卻沒有意識到“皆套語也”“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用的正是他所反對的“文言”。

　　胡先骕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立場上，拒絕寫白話文，對胡適的“文學改良”提出批評。1919年，他在《南高校刊》《東方雜志》發(fā)表《中國文學改良論》，1922年又在《學衡》雜志第1期、第2期連載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骕認為用白話推翻文言，把中國古代文學成就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過于偏激。他指出：“欲創(chuàng)造新文學，必浸淫于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yīng)時勢之所趨，而創(chuàng)造一時之新文學。”關(guān)于胡適“文學改良”的“八個方面”，胡先骕認為，須言之有物，不作無病之呻吟，講求文法，不用陳言套語，不避俗語等幾條，古人早有共識，并非胡適首創(chuàng)；至于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對仗，“則大可商議”。胡先骕列舉了外國名著中許多“用典”的例子。最后得出結(jié)論：用典的優(yōu)劣得失，關(guān)鍵看用得是否恰當。

　　接著，胡先骕發(fā)揮植物學專長，用科學分類法將《嘗試集》肢解：“以172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占去44頁，舊式之詩詞復占去50頁，余78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為真正之白話詩者，僅有14篇。這其中《老洛伯》《關(guān)不住了》《希望》三詩尚為翻譯之作。”對于剩下的11首新詩，胡先骕斷言：無論以何種眼光觀之，皆無可取。如《人力車夫》《示威》等篇，表現(xiàn)的是“枯燥無味的教訓主義”；《老鴉》《樂觀》等篇，表現(xiàn)的是“膚淺之象征主義”等等。胡先骕最后得出結(jié)論：《嘗試集》僅僅是白話，而不是“白話詩”！不僅沒有價值，而且還將擾亂思想！

　　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東南大學的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等在南京創(chuàng)刊《學衡》雜志，主要撰稿人還有王國維、陳寅恪、劉永濟等。梅、胡、吳既是歐美留學生，又是大學教授，堪稱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學衡》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創(chuàng)刊后連續(xù)發(fā)表胡先骕的詩學評論多篇，其中除了“綜論”性文章以外，針對個人（大都是清代詩家）《文集》的評論就有12篇之多。因此，可以說已經(jīng)形成了基本成熟的評判標準和價值觀。在1922年發(fā)表的《論批評家之責任》中，胡先骕列舉的“責任”有六：一為批評之道德，不作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二為博學，三為以中正之態(tài)度為平情之議論，四為具歷史之眼光，不就一時一地之主觀立論，五為取上達之宗旨以指導社會，六為勿謾罵。他還批評說：“吾國文人素尚意氣，當門戶是非爭執(zhí)至甚之時，于其所喜者則升之于九天，于其所惡者則墜之于九淵，且每因?qū)W術(shù)之相非而攻及個人，或以個人之相非而攻及學術(shù)。”在《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胡（適）君于晚清詩人所推崇者為鄭珍與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并稱，而比金氏于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兒頓、嘎狄兒。實則鄭金之詩，不啻霄壤之別。”胡先骕對梁啟超、胡適這一老一新的兩位文壇“權(quán)威”，敢于提出尖銳反駁，正表現(xiàn)出他“以中正之態(tài)度為平情之議論”的批評家風采。

　　1925年，胡適與胡先骕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適在照片上題字：“兩個反對的朋友。”在此期間，胡適還熱情地邀請胡先骕為他主導編務(wù)的《獨立評論》寫稿。1927年，胡先骕曾對《學衡》的主編吳宓說：“胡適對我頗好。”1948年初，胡適與胡先骕在南京開會合影時，胡適又在合影相片上親筆題寫：“皆兄弟也。”視論敵為朋友、為兄弟，這樣一種學術(shù)氣象，確實難得。

　　當時，胡適被海外學界推舉為現(xiàn)代“大師”，但胡先骕認為：“將來歷史上之評論，恐怕只是新文化運動之倡導人，而學術(shù)上之成就，則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經(jīng)濟思想，則甚落后，與其新文化運動殊不相稱。”這一評價，容或有許多學者不能同意，但一家之言，正有其值得深長思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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