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120歲︱70年的努力：歷經(jīng)波折的《四庫》影印

　　張元濟曾在致傅增湘的一封信中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shù)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這段話不僅是張元濟殫精竭慮搶救和整理出版古籍的寫照，也是商務印書館致力于編印古籍、傳播民族文化的宣言書。據(jù)統(tǒng)計，從1912年至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僅叢書就有53種，可以說古籍出版不僅在商務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中不乏大部頭的古書。
 

　　然而，商務影印《四庫全書》則歷盡曲折，失敗數(shù)次，才最終得償夙愿?！端膸烊珪吩酒叻?，因戰(zhàn)爭焚毀等原因，僅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三分完整地保存下來，另一分文瀾閣系經(jīng)多次補抄得以幸存。其中完整的兩分文淵閣和文津閣《四庫全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不能不說緣分之奇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四次失敗
 

　　商務印書館最早有影印《四庫全書》的想法是在1917年。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張元濟聽說有人慫恿上海的猶太籍富商哈同出資印制《四庫全書》，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他覺得此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做，便函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請求借京師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影印，但很快被駁回。此路不通，張元濟退而求其次，希望與哈同合作，最終也無果而終。京師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為文津閣本，這是第一次影印失敗。

　　張元濟

　　第二次發(fā)端于北洋政府。1919年，梁啟超、葉恭綽等向大總統(tǒng)徐世昌建議影印《四庫全書》，得到其同意，并命朱啟鈐、葉恭綽負責其事。許多論著提及此事，都說是他們二人擬請商務印書館承辦，但其實并非如此，影印《四庫全書》一事是張元濟主動去接洽的。先是葉恭綽擬印300部，委托張元濟估價，張元濟請鮑咸昌估價，估單顯示約花費70萬元，為期19年。張元濟問印出能否賺錢，答曰可以。于是，張元濟決定請傅增湘代攬承印《四庫全書》業(yè)務，擬以五厘為酬。隨后，張元濟托人轉(zhuǎn)交葉恭綽影印《四庫全書》樣紙及估價單等，請葉逐條注明寄還。過了20天，葉恭綽并未寄還，張元濟還請人去催。
 

　　1920年9月底、10月初，張元濟與同仁詳算《四庫全書》印刷成本，并多次討論影印《四庫全書》事宜。他主張采取消極辦法，一方面請政府預先墊款，另一方面發(fā)售預約券，賣出若干再行開印。為了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張元濟決定進京與朱啟鈐、葉恭綽面議。他先與葉恭綽談，未談攏；又與朱啟鈐談，意見仍然不一致。朱、葉二人預估《四庫》至少有200部的銷量，國內(nèi)每省1部、每個督軍1部、學校5部、哈同5部、個人15部、機關(guān)6部、政府25部，此為100部；國外日本30部、歐美70部。所以還是有利可圖的，希望政府出資30萬元，其他都由一家或幾家出版機構(gòu)辦理。張元濟認為銷路恐怕沒那么樂觀，應該定高價，想買的不會在乎那點錢。隨即他提出兩種做法：第一種是政府作主，商務代辦；第二種是商務承辦，政府包銷。朱啟鈐、葉恭綽均表示不同意，建議聯(lián)合多家出版社承印。張元濟說，聯(lián)合更難辦，“且敢預言必無結(jié)果”。又說按照他們?nèi)_或四開制版的要求，印書百部，約需二三百萬元，投入過大，任務艱巨，商務印書館極不愿做，但彼此交好，可以效勞，不過最好由政府負責盈虧，商務代辦，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否則，即使經(jīng)費有著落，他也不敢應允，因為工、料兩項很難預估，毫無把握。結(jié)果這第二次影印也流產(chǎn)了。
 

　　第三次來自商務印書館內(nèi)部。一般都說這次緣起于1924年張元濟決定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以慶祝商務印書館館慶30周年?？蓪嶋H前一年，鄭孝胥等就在討論出版《四庫全書》的問題。1923年12月12日，《鄭孝胥日記》記道：“鄭幼坡、何公敢來。公敢提議將石印《四庫全書》之議改為排印，夢旦為之約算：如以商務館任此事，必盡罷營業(yè)，十五年乃畢，且無紙可用。”“鄭幼坡”即鄭貞文，“夢旦”為高夢旦，他們與鄭孝胥、何公敢都是商務印書館同仁。此議不久，鄭孝胥應清遜帝溥儀之召，從上海啟程前往北京。1924年1月10日，他剛抵達北京兩天，高夢旦就來信說縮印《四庫全書》一事。鄭孝胥將該信拿給陳寶琛看，主張“此舉宜由皇室發(fā)起”。次日，溥儀召見鄭孝胥，鄭借機建議兩事，其中之一即為發(fā)印《四庫全書》。可見，此次影印《四庫全書》，鄭孝胥是發(fā)起人之一，而且極力促成此事。16日，高夢旦來見鄭孝胥，“示所擬縮印《四庫全書》辦法十二條”。

　　鄭孝胥

　　而據(jù)丁英桂回憶，此次影印《四庫全書》的決策過程是這樣的：1924年2月，張元濟“以商務成立將屆三十年，希望影印《四庫全書》以為建館紀念。特由高夢老進京，與清室內(nèi)務府商借文淵閣本全書，一次運滬，照原書版式酌加縮小，參用道林紙影印，以五年為期，原書分四次繳回。幾經(jīng)磋商，始得同意，訂定領印辦法十三條”。但從上引鄭孝胥日記來看，丁的回憶有不可靠之處。首先再次決定影印《四庫全書》并非張元濟一人的主意，其他同仁也有此想法，或者是他們共同商量的結(jié)果。其次，之前商務欲影印的都是文津閣《四庫全書》，而這次“商借文淵閣本”靠的是鄭孝胥的關(guān)系，此為商務首次與文淵閣《四庫全書》結(jié)緣。第三，領印辦法不是十三條而是十二條。第四，“幾經(jīng)磋商，始得同意”不在“訂定領印辦法”之前，是先有辦法，后有磋商，過程還比較曲折?！多嵭Ⅰ闳沼洝?月24日記載：“孫伯恒約至福來旅社午餐，傅沅叔、夢旦皆在，談《四庫》事。昨已晤紹越千，與民國政府交涉由商務自辦，徑請保護并專車運送。”孫伯恒，是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孫壯；傅沅叔，是藏書家傅增湘；紹越千，是內(nèi)務府大臣紹英。這里所說的就是擬定影印辦法后的磋商。
 

　　文淵閣《四庫全書》收藏在紫禁城中，由清朝皇室保管，但已不再是其私產(chǎn)，而歸民國公有，因此商借該書除了要征得皇室的同意，還需得到北洋政府的許可。鄭孝胥認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應由皇室發(fā)起，已向溥儀提過建議，又親自與紹英打招呼。所以皇室這邊沒有問題，只要北洋政府批準即可。但政府方面，須由商務自行交涉，并“請保護并專車運送”，確保安全。
 

　　商務印書館獲知這一信息后，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請。28日，傅增湘請鄭孝胥、高夢旦等吃飯。席間，高夢旦接到電話說內(nèi)閣“議《四庫》事，多以為可”，只有程克稱總統(tǒng)曹錕欲自印，請暫緩批準。到了3月7日，高夢旦來見鄭孝胥，“言《四庫》書事可無阻”。次日，鄭孝胥即向溥儀報告了此消息。23日，溥儀召見鄭孝胥，“詢商務館領印《四庫全書》事”。因為得到溥儀的支持和關(guān)心，鄭孝胥更加積極，30日，與朱益藩談《四庫》書事。同日，高夢旦也來，拿出新修改的縮印《四庫全書》辦法，一切都在朝有利的方向推進。
 

　　不幸的是，4月9日，高夢旦來告訴鄭孝胥：“《四庫》書事已失敗。曹錕書小紙付國務院，止勿運此書。”鄭孝胥很驚訝，脫口而出：“彼昏為何人所算，可哂也。”鄭孝胥確實目光犀利，他的判斷沒錯，曹錕就是被小人算計了。原來，影印《四庫》一事已得到北洋政府批準，交通部也派出專車，文淵閣《四庫全書》打包裝箱已進行到三分之一左右了，曹錕的心腹李彥青向商務印書館索賄6萬元未果，乃以總統(tǒng)府名義阻止起運，結(jié)果功虧一簣。事后，張元濟、鄭孝胥都努力想辦法挽回，但均無功而返。第三次影印就此胎死腹中。

　　葉恭綽

　　第四次仍與北洋政府有關(guān)，系段祺瑞臨時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司法兼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動議。1925年6月10日，葉恭綽致電張元濟：“京津同人頗主乘時重提印著《四庫全書》事。機不可失，務望指定一人來商種切，并希賜復。”因為有上述三次與政府打交道失敗的經(jīng)歷，張元濟很謹慎，次日復電說：“招印《四庫》，盛意極感。時局變遷，未敢輕試。仰荷提倡，愿聞其詳。一切函陳。”13日，葉恭綽再致電張元濟：“印行《四庫》書事現(xiàn)有多人贊成，望即定專員來商。是盼。”張元濟復電說：“詳昨函，盼示復。”（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12頁）7月22日，章士釗也致電張元濟、高夢旦、李宣龔，稱《四庫全書》“政府有意繼續(xù)前議辦理，務請貴館委派代表來京會商”。張元濟復電說：“電悉，甚感。即日復函。”經(jīng)這么多次電報往來后，商務印書館終于派李宣龔于8月17日赴京，商談印制《四庫全書》問題。
 

　　其后，上海、北京之間函電交馳，逐步化解各種分歧矛盾，最終確定了影印方案：政府撥款30萬元，影印特種30部；商務自籌資金影印甲、乙兩種。所謂特種是用九開本，按原大小出版，用于贈送各國，宣傳東方文化。甲、乙兩種均為縮印，用四開本，紙張、售價也一樣，只是封面裝幀不同而已。9月24日，段祺瑞臨時政府內(nèi)閣通過與商務印書館簽訂的影印《四庫全書》合同，并于次日頒布命令，準將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滬交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本則撥給京師圖書館收藏，以供閱覽。
 

　　該命令還全文刊載在《時報》上，可見已是板上釘釘了。張元濟很是興奮，9月26日致函李宣龔說：“吾兄奔走月余，不可謂非公司一大可紀念之事。”然而，好事多磨，又有人發(fā)傳單，造謠生事。10月1日，張元濟又寫信給李宣龔說：“《四庫》事層層難關(guān)，真如唐三藏之取經(jīng)，此時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幫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真是一語成讖！10月12日，商務印書館與教育部正式簽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合同。20日全書裝箱完畢待運，就在此時，浙奉戰(zhàn)爭爆發(fā)，陸路交通中斷。張元濟立即致電李宣龔，建議走海運，否則可能無運書之望。但李宣龔擔心海運無準期，書箱拋擲路上危險，決定緩運。
 

　　遷延至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臺，葉恭綽、章士釗也相繼離職，新政府不僅不管不顧，還指責商務不肯趕緊運印。于是這次的影印功敗垂成，張元濟不得不歸咎于時運不濟：“影印《四庫》，現(xiàn)在本非其時……如此一大事因緣，自不能不有許多魔障。”但他也堅信，如果“力行不懈，終當有誕登彼岸之時”。事不過三，經(jīng)歷了四次失敗，影印《四庫》變成了一種奢望。鄭孝胥心灰意冷，對張元濟大發(fā)感慨：“能印《四庫全書》，則商務印書館諸君皆不朽矣”。張元濟霸氣地回答道：“一息尚存，必達此愿！”
 

　　初步成功
 

　　果然，很快機會就來了。“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快了侵華的步伐。1933年，日軍占領熱河，華北局勢緊張，故宮古物南遷，文淵閣《四庫全書》也隨之轉(zhuǎn)運至上海。為避免《四庫全書》遭到浩劫，更好地保護古籍，影印之議又起。鑒于十幾年來，全部影印《四庫全書》屢遭失敗，尚非其時，很多學者主張選印，易于操作，且見效快。早在1920年，張元濟就提出影印《四庫》有分印、選印兩種辦法，“選印系擇其未曾刊行或久已失板者，……其余常見之書即不印亦無妨礙”。1925年，高步瀛在奉命清點文淵閣《四庫全書》后，認為全書一半以上屬通行本，沒有影印的價值和必要，主張選印其中的孤本和罕見之本，他并且身體力行，擬出《四庫全書選印書目表》，共收書177種，其中經(jīng)部68種、史部15種、子部16種、集部78種。隨后，金梁也編撰《四庫全書孤本選目表》，分“首要”、“次要”兩部分，前者241種，后者153種，合計394種，較高步瀛多出217種。這些為選印《四庫全書》做了很好的鋪墊。
 

　　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為選印《四庫全書》一事尋求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時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奉命辦理此事，他持其叔叔蔣百里的親筆信來找張元濟，可張元濟對選印并無興趣，請他與總經(jīng)理王云五商量。王云五知道此事商務努力多年，都未能做成，現(xiàn)在機會難得，應該抓住。當時商務也面臨許多困難，但他堅定地說：“為營業(yè)計可以不做，為名譽計、為本館同人宗旨計卻不能不做。”乃與蔣復璁商定合同。
 

　　政府有誠意，合同也簽了，《四庫》書已在上海，前面幾次的欠缺這次都解決了，直接付印即可，沒料到還是不省心，引發(fā)了很多爭議，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書的所有權(quán)之爭，故宮認為文淵閣本《四庫》原屬其所管，教育部撇開它與商務合作出版，侵犯其權(quán)益；二是庫本與善本之爭，有不少學者認為庫本被竄改甚多，應以善本代替庫本；三是選目之爭，到底哪些是珍本，哪些應該選印，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論辯激烈；四是有無出版必要之爭，有學者認為《四庫全書》價值有限，也不符合現(xiàn)今國情，殊無用處，不值得出版。
 

　　盡管張元濟自稱“甚無意于”這次《四庫》選印，置身事外，交給王云五辦理，但面對各種反對或質(zhì)疑的輿論聲浪，他毫不猶豫，挺身而出，以其聲望和影響力釋疑解惑，平息事態(tài)，減少阻力。如針對老友傅增湘所言有舊本勝于庫本者宜改用，張元濟明確表示“弟意與尊旨微有不同”，既然選印《四庫》，就應按它本來面目，若有善本盡可另出，他的《續(xù)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等即專印善本。袁同禮、趙萬里不僅主張用善本替代庫本，而且聯(lián)合南北各學術(shù)團體及各地學者聯(lián)名向教育部提議，聲勢很大。張元濟致函二人，承認《四庫》所收，非盡善本，但鑒于商務十余年來多次借印《四庫全書》，功敗垂成，所以此次若能盡早影印，俾得流傳，也是一件嘉惠學林的好事。至于以善本代庫本，非但沒有必要，而且事勢亦有所不能，因為善本可遇不可求，即使有，也很難借到，極有可能久拖不決，觀成無期。這些人畢竟是著名學者，又與張元濟關(guān)系較好，經(jīng)此解釋，自能理解和接受。

　　王云五
 

　　可由于他們的公開叫板被報刊宣傳報道后，選印《四庫》由學術(shù)問題演變成公共文化事件，在社會上產(chǎn)生一定影響，張元濟不得不借助媒體闡述己見。1933年8月10日發(fā)表的《張元濟對于影印<四庫全書>之意見》，其實是《申報》記者的一篇訪談。前面的按語介紹了相關(guān)背景：“教育部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委托商務印書館印行流通，北平圖書館方面則主張用善本以代庫本各情形，已疊志本報。記者昨特往訪張元濟君，探詢其對于此事之意見。”記者主要問了兩個問題，一是選印書本，各方面意見尚未一致，不知尊意如何？二是對于采用善本之意見如何？對于前者，張元濟簡單回答說：“此次教育部專印《未刊珍本》，辦法自甚正當?，F(xiàn)在此書僅存三部。近歲戰(zhàn)爭之事層見迭出，若不及早印行，設有意外，豈不可惜。”對于后者，張元濟所談較詳，他歸納袁同禮等致教育部函的要點有三：一是應與文津閣本一一比勘，擇善而從；二是采用最古之本，以存其真；三是《四庫》集部概無目錄，翻檢為難，所作回應主要是引申上述致傅增湘、袁同禮、趙萬里各信觀點（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第926-927頁）。
 

　　魯迅稱教育部和商務為“官商”，也反對他們照印庫本，但他斷言“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jié)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誠然如此，教育部和商務都堅持選印庫本，不過學界的主張，他們也考慮了，先是根據(jù)董康、傅増湘等學者的意見，對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原定《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作了某些修改，擬定三百四十三種。隨后又聘請陳垣等十五人，成立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對《草目》再作討論修改。經(jīng)各委員書面交換意見以及集中開會商議后，從《草目》中選出一百四十三種，新增三十七種，總共一百八十種，定名為《四庫孤本叢刊目錄》。其后，柳詒徵又參考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的《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北平圖書館的《影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以及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的《四庫孤本叢刊目錄》，剔除其中有宋、元、明及近代刊本和四庫底本各書，擇定二百零六種，匯為《選印四庫秘書擬目》。至1933年10月，教育部再次召集有關(guān)專家學者，對上述各種目錄詳加討論，斟酌取舍，編定《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計經(jīng)部六十一種，史部十九種，子部三十四種，集部一百十七種，總共選書二百三十一種。前后延續(xù)半年多的選目工作，至此方告一段落。（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424頁）
 

　　目錄確定后，11月17日舉行開印儀式，標志著影印工作正式開始。從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分四期陸續(xù)出齊，共計231種，分裝1960冊。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的愿望，歷時18年，遭遇四次挫敗，終于在第五次取得初步成功。正如張元濟所言：“《四庫》不能全印，誠屬憾事，然能印未刊之本，慰情究為聊勝。”盡管印前存在各種非議，但印后廣受歡迎，反響強烈，商務印書館本擬再接再厲，續(xù)印二集，因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而中斷。

　　商務印書館
 

　　得償夙愿
 

　　1949年后，文淵閣《四庫全書》及部分商務員工遷往臺灣。為應學林需要，196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后與珍藏文淵閣本《四庫》的臺灣故宮博物院合作，自1971年至1982年，逐年選印罕傳珍本11集，加上初集及別輯，共13集，計收書1878種，15976冊，占《四庫全書》總數(shù)的一半左右。這13集全部印行后，臺灣商務印書館自我總結(jié)，認為該出版項目有幾個缺點：第一，不可持續(xù)，如果繼續(xù)選印，謂之珍本，已不合適；第二，已印13集，因出版有先后，有的已售罄，讀者求購無門，欲得全璧更為困難；第三，若按珍本形式及以往進度繼續(xù)刊行，還須20年才能全部印完，為時太長；第四，13集每集都包括經(jīng)史子集四部，打亂原書次序，又無頁碼，翻檢不易。
 

　　基于此，全部影印出版很有必要，臺灣商務遂開始籌劃此事。最早有這個想法是在1980年春，曾就商于臺灣故宮博物院。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是在1982年春夏之交，重申前議，并提交一次影印計劃。經(jīng)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后，1983年2月28日，臺灣商務印書館提前著手付印全書，至1986年3月28日全部出齊。影印本為16開本精裝，每頁上下兩欄，納原書二葉，每冊平均800頁。凡1500冊，計《總目》5冊、《簡明目錄》1冊、經(jīng)部236冊、史部452冊、子部367冊、集部435冊、《考證》4冊，插架琳瑯，殊為壯觀。
 

　　自1917年張元濟動議影印《四庫全書》起，經(jīng)過幾代商務出版人70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不僅了卻張元濟等商務元老多年的夙愿，實現(xiàn)中外學界的期盼，而且保存和傳播中華文化，贏得了廣泛贊譽。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的價值和意義重大，其中之一是推動了四庫學研究。如前所述，早在1933年就有學者提出，應將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四庫》進行比勘以見異同，文淵閣本出版后化身千百，使這一建議變?yōu)楝F(xiàn)實。國家圖書館的楊訥先生利用館藏文津閣的便利條件，主持了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發(fā)現(xiàn)僅集部兩者有差異的書就有788種，約占總數(shù)的62%，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jù)文津閣補入的，有1160條，涉及118種書。這些研究成果后來編纂成《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jù)文津閣四庫全書補（集部）》15冊出版，引起有關(guān)方面的注意和重視。特別是北京商務印書館鑒于歷史上數(shù)次與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擦肩而過，新世紀初再次動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不僅得到國家圖書館的贊成和支持，也得到有關(guān)專家的認可和鼓勵。
 

　　200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工程正式啟動，至2014年共出1500冊、500冊、仿真本三種樣式。1500冊仿照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500冊系重新進行版式設計，改1500冊的上、下欄為上、中、下三欄，版面含量增加三倍，冊數(shù)也減少為三分之一；仿真本乃復原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本來面目，按原書原大原色原樣制作，凡36000余冊，一套要耗用手工宣紙6000刀、楠木函盒6144個、書架128個。運用數(shù)字技術(shù)是北京商務這次影印的最大特色，在國內(nèi)大型出版項目中尚屬首次，今后不僅可以量身定制上述三種樣式的整套書，而且為文津閣《四庫》的數(shù)字化產(chǎn)品開發(fā)打下了堅實基礎。

　　文津閣《四庫全書》
 

　　對北京商務印書館來說，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也是再續(xù)前緣，百年夢圓之舉，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至此，近代以來，商務印書館數(shù)次謀刊未果的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全都刊成，兌現(xiàn)了張元濟“必達此愿”的諾言。
 

　　然而，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的成功也引發(fā)了國內(nèi)的“四庫出版熱”，有的受利益驅(qū)動，草率上馬，做法又不專業(yè)，不僅貽笑大方，也不受市場待見。因此，影印四庫要慎之又慎，既應吸取前人之長，又須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和貢獻，不能盲目跟風，粗制濫造，重復出版，造成不必要的浪費。目前僅存的四分《四庫全書》，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本都已影印出版，僅剩的文溯閣本也有全部影印的意向，如何進行，讓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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